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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05期
工运与劳动关系理论前沿研究
数字时代的时间悖谬及其归正——基于马克思的机器观
黄金艳;何春阳;时间是资本运行和增殖的关键，资本借助技术革新全面剥削时间进而不断实现资本增殖。数字时代，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塑造出全新的时间异化景观:原子瞬间瓦解了时间秩序、移动在线模糊了时间边界、功绩主义遮蔽了时间规训，最终导致人的自由时间日益匮乏，时间本身也从解锁生命自由的密钥，异化为资本攫取生命能量的转化媒介。基于此，文章以马克思机器观为理论支撑，结合数字时代时间发展的实际特征，剖析数字时代时间悖谬的具体表征，深挖其发生条件、内在根源与外在压力，明确时间悖谬的本质是资本逻辑主导下机器应用对时间的占有与支配，最终探索出唤醒主体意识、把握技术界限、解放自由时间的归正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青年“去技能化”现象及其破解路径——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任振飘;人工智能的发展在重塑劳动形态与生产格局的同时，也引发了青年群体的“去技能化”困境，但该困境并不是技能数量的绝对减少，而是劳动过程中创造性与执行性的加速分离导致的青年劳动主体性被侵蚀。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文章重在剖析人工智能如何通过加剧这种分离使青年劳动局限于被动执行的环节，从而陷入技能供需失衡、价值认同危机与主体性消解。而破解之道需从价值导向、个体能力、教育供给及政策保障入手，目标是助力在人机协同中青年劳动主体性的复归及人工智能时代青年技能发展生态的重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
从“饭费之争”到“反帝怒潮”：1926年大连福纺纱厂罢工再研究
李天江;1926年大连地区发生的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是近代以来东北地区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抗争事件。这场发生于日据大连时期的罢工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大连地方组织及其领导的大连中华工学会的主动介入和引导下，由一场单纯的“饭费之争”逐渐发展为获得全国声援、矛头直指日本殖民统治秩序的“反帝怒潮”。然而，罢工在为工人争得权益，赢得传统意义上“胜利”的同时，也付出了工运骨干被逮捕驱逐、工会组织严重受损的沉重代价，体现出在近代东北地区复杂社会结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地方工人运动发展的曲折历程。
工会改革与建设
“通知工会”条款司法适用的实践检视与规则建构
刘凤杰;耿艳丽;“通知工会”条款是我国解雇保护制度中最重要的程序性约束之一，旨在通过工会的前置介入与纠偏机制，抑制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的滥用并降低争议成本，对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强化工会监督职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裁判文书网中搜集到的212项司法审判案例的考察分析，发现当前“通知工会”条款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程序要件界定模糊、工会意见效力定位不清、程序违法后果认定分歧、未建工会情形下条款适用混乱等问题，导致裁判标准不统一，用人单位合规预期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均面临困境。针对上述问题，应当推动“通知工会”条款从形式告知向实质监督的范式转型，明确时间、形式、内容等程序要件的认定标准，厘定工会意见的效力定位与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并构建未建工会企业的替代性监督机制，以实现该条款规范功能的有效发挥。
新时代工会发展与和谐劳动关系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争议的影响研究——基于省份层面数据的分析
寿菊萍;任婉婉;研究基于2010—202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地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显著降低了地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且该缓解效应在不同机器人安装密度、不同劳动争议发生强度以及不同劳动争议类型下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此外，产业结构对这一作用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数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降低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提高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进而推动了就业结构由低技能向高技能升级，在提升劳动力结构质量的同时，有效减少了劳动争议的发生。这些结论为理解智能化技术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可能的参考。
不完全劳动关系中工会参与职业伤害治理研究
周笑语;平台用工使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处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之中，职业伤害保障由此面临劳动关系认定困难、责任主体不清和救济程序分散等问题。围绕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中的工会参与，采用规范分析方法，考察工会介入职业伤害治理的制度基础和实现路径。现行职业伤害保障仍主要依附于标准劳动关系，二元保障模式限制了工会救济范围;平台算法影响接单、计时、考核和奖惩，使工会集体协商对象不够清晰;多主体用工又削弱了传统企业基层工会的代表功能。职业伤害治理应回到劳动过程本身，关注职业风险的来源、控制和承担。工会应扩大对平台从业者的组织覆盖，将影响劳动安全的算法规则纳入集体协商，并在职业伤害发生后参与责任识别、争议协调和制度监督，以提高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的稳定性和可及性。
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新时代工会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要义、现实挑战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实践要求
任鹏钢;陈志宏;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贯穿于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是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为加强和改进各领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和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其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广大职工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认同与自觉践行，影响着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并最终关乎党的执政根基与群众基础的巩固。《条例》的颁布与实施，为新时代工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立足《条例》提出的实践要求，准确阐释工会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要义，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进而探索切实可行的优化路径，不仅有助于提升工会自身的履职能力，也对广泛动员职工群众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曾珠;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缓释中低技能劳动者面临的就业替代冲击，依托技术赋能来提升该群体的就业质量，是劳动力市场高质量发展亟需厘清的重要课题。文章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对于中低技能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工智能对中低技能劳动者就业质量整体上呈正向影响，并且工资收入、工作时间和工作稳定性三个维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第二，企业规模在二者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可通过企业规模的扩张间接提高就业质量;第三，职业技能水平、数字技能使用频率、弱关系网络规模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调节效应强度依次递减。据此，提出充分发挥技术红利、鼓励企业规模化扩张、推进人工智能协同发展、构建“技能—数字—网络”能力提升体系的政策建议。
非标准劳动关系视野下的银发人力资源开发路径探究
黄亚静;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银发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现行法律将退休再就业人员划入劳务关系，使其脱离劳动法保护，导致企业因工伤风险不敢用和老年人因缺乏保障不敢就业的双重困局。因此，应跳出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二元对立框架，将银发就业视为一种“非标准劳动关系”，并提出三条解决路径。首先，在法律保障层面，通过修改司法解释或专门立法，明确退休再就业人员的“准劳动者”地位，保障其基本权益。其次，建立独立的银发职业伤害单险种，以化解企业最大的用工风险。最后，推行强制性健康准入、规范劳务合同等适老化监管促进措施，促进银发人力资源高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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