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劳动者就业脆弱性：一个文献综述
张国栋;尤慧鑫;苑梦奇;就业脆弱性与不稳定工作、工作不安全感等脆弱就业表现相联系，有效降低就业脆弱性是提升就业质量、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在要求。本文从就业脆弱性概念内涵的发展脉络，主客观识别指标，测量方式，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的影响因素及数字经济对平台劳动者就业脆弱性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梳理、整合与评价。通过梳理发现，就业脆弱性相关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概念内涵不统一、测量指标碎片化明显、分析框架科学性有待加强、质性研究资料较少等问题，结合我国实际开展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丰富。未来应立足于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实际，从平台劳动者的主体性视角出发，构建契合新就业形态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就业脆弱性指标体系。
海外数字零工劳动关系研究图景与中国镜鉴
闫慧慧;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零工经济，也引发了海外学界对数字零工劳动关系的研究热潮。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对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能够了解海外研究的基本概况。梳理样本文献的观点发现，海外学界研究的核心议题集中于数字零工类型及法律身份的争议与讨论、数字零工劳动剥削的剖析与批判，以及数字零工劳动权益保障的机制与路径三大板块。海外学界在理论研究和方法运用上的多样性，极大地拓展了这一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但部分观点和视角仍受限于主流意识形态而存在偏颇。基于国内外研究议题比较，提出深化我国数字零工劳动关系研究的若干建议：一是突破数字零工的二元身份对立，探索分层分类的身份认定与权益保障机制；二是推进数字零工劳动关系的立法研究；三是加强对平台企业的算法治理与监管；四是防范数字鸿沟问题，促进数字零工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时代劳动者离线权的理论证成与制度建构
高欣然;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劳动者“在线待命”现象日益普遍，其休息权与人格权受到严重侵害，离线权作为新型劳动者权利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基于劳资矫正正义的理论支撑、休息权和私生活安宁权的法律基础以及社会成本与政治现实的考量，构建离线权不仅势在必行，更是切实可行。通过考察比较法中的专门立法、法律解释与自律监管三种保障模式，我国可根据国情构建核心、辅助与补充的多层次离线权保障路径。在具体制度构建上，离线权的适用主体应覆盖全体劳动者，义务主体相应涵盖全体用人单位；权利内容体现为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内拒绝在线工作的权利，以及用人单位不得打扰的义务，并针对数字时代不同用工形态设置差异化行使规则；救济路径上，建立劳动监察与工会公益诉讼协同运行的多元保障机制；在例外限制方面，需明确具体情形并设定严格的适用条件、审批程序与补偿标准，以期破解劳动者的离线困境，平衡劳资双方利益，完善我国数字时代劳动权利保障体系。
引领与重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劳动教育新形态构建中的使命与路径
宫厚英;劳动教育新形态的构建是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命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劳动教育在价值目标、内容体系、育人功能上具有内在耦合逻辑，在劳动教育新形态构建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文章阐释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劳动教育的内在耦合关系，并基于对劳动教育新形态的逻辑生成和核心内涵的分析，阐明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的价值奠基、方向校准、资源整合三重历史使命。针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入劳动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从内容重构、方法创新、机制拓展三个维度探索实践路径，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价值引领与能力支撑。
恩格斯工人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基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文本的考察
马松红;邓煊;19世纪英国工业化进程中涌现出的工人阶级教育问题引发了恩格斯的关注，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同时也为反思工人教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参照。以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文本基础，对19世纪英国工人教育的现实困境及其实践形态进行系统考察。从工厂制度对教育时间的挤压、教育资源受资本控制以及宗教意识形态渗透等方面，分析工人教育困境的具体表现及其制度根源；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文本梳理工人阶级在不利条件下开展自我教育的实践形式及其内在局限。进一步立足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人教育的批判，提炼其所蕴含的理论意涵，并在新时代中国语境中，从教育平等观、产教融合、组织协同以及教育治理模式等方面加以阐释。研究表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重要价值在于揭示教育问题的结构性根源及其批判方法，而非提供可直接移植的经验路径，这对于理解和推进新时代中国工人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工会思想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当代镜鉴
陈亚楠;牛玉杰;马克思恩格斯工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建设和解放斗争提供了根本遵循。该思想的生成，以工人的生存困境、结社权的确立及组织形态的演进为历史条件，并在扬弃古典政治经济学、总结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及同错误思潮的论战中奠定了其理论根基。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工会视为无产阶级的根本组织形式，其本质是阶级性与群众性的辩证统一，功能经历了从日常经济斗争向夺取政权的政治行动的必然演进，组织原则则以内部民主为基础、以与政党分工协作为战略、以国际主义联合为方向。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深入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工会思想的核心要义，对推进中国工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创新组织模式以有效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健全民主参与机制以强化工会治理效能；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工会职能的现代化转型；拓宽国际视野，积极参与全球劳工治理。这些启示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会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
乡村振兴中的中龄女性与低龄老人：优势与功能分析
崔树义;崔晓宁;赵洋;农民在各类乡村振兴主体中居于核心地位，而在农村人口城镇化、劳动力老龄化与女性化趋势下，农村45—59岁中龄女性和60—69岁低龄老人成为乡村振兴核心主体。其中，中龄女性是产业振兴主力军、人才振兴内生主体、文化振兴适宜群体、生态振兴践行者及组织振兴生力军；低龄老人则是产业发展稳定劳动力、人才振兴宝贵财富、文化传承核心载体、生态建设重要参与者与组织治理辅助力量。当前两大群体价值未被充分挖掘，需立足人口结构新常态，强化政策赋能与平台搭建，激活其在乡村五大振兴中的独特功能，以本土主体支撑乡村全面振兴。
平台用工模式下众包骑手劳动权益保障的点式要素、线性标准和带状空间
王晨骅;任赖锬;平台用工模式下的算法垄断控制和骑手弱势依附，致使用工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差序格局悄然形成并持续扩大，众包骑手便被圈禁于数字化领地之中。逃离不平等藩篱的一种路径，是诉诸劳动法的高程度保护来争回本应享有的劳动权益。然而在双方出现用工纠纷时，参照既有的劳动关系认定尺标，可能无法将众包骑手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妥善地度量与落置，进而将在司法裁判时出现保护偏倚结果，也便无法妥帖地保障劳动权益。因此，应重构平台用工模式下众包骑手劳动关系认定的点式要素和线性标准，其核心逻辑是在“劳动二分法”框架下持差异化标准、扩张性标准判定是否满足“人格从属性”要件。同时，仅依争端时确认双方具有劳动关系以获高程度保护这一事后救济方式，恐无法实现周延性保障。为此，还应追溯至导致劳动纠纷产生的算法谬误，要求平台实施以合规性为尺度的算法优化任务、以合理性为标准的算法规则设计、以合情性为目标的算法解释工作等算法治理行动，为众包骑手劳动权益保障创制事先维度的带状空间。
传统产业劳动者的地位变迁与“优化跃升”——以我国白酒产业工匠转型发展为例
王俊雅;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既需要宏观的产业布局，也需在微观上处理好劳动者及其产业的相互关系。历史上，作为传统产业劳动者的匠人群体经历了世袭制度的解构，并在总体性支配制度下登上历史舞台。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之间的关系长期紧张；尽管“先进生产者运动”等劳动竞赛一度提升了匠人地位，但“重经验、轻知识”的取向制约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随后，全面质量管理模式的推行，又在效率提升的同时使工匠面临“去技能化”的风险。当前，推动传统产业现代化转型，要求将更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为第一要素，通过将其与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进行深度优化组合，实现从“经验传承”向“知识驱动”,从“体力依赖”向“人机协同”的现代化转型。这一转型过程不仅关乎产业效能的提升，更涉及传统工匠精神的现代转化与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