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业态经济为劳动力市场持续注入活力，然而我国新业态劳动者工时管理制度存在显著缺位，尤其表现在在线时间认定标准模糊，等单、宽放等时间性质争议频发;工时基准缺失，司法实践中标准工时制、不定时工作制等适用混乱;算法强势管控下，平台通过僵化时限设定、绩效激励等手段加剧过度劳动，且算法黑箱导致监管真空。上述困境的根源在于劳动关系认定不明、算法卸责与传统工时制度滞后。为此，需从四个方面修正路径:以安全健康、体面劳动、利益平衡为理念指引;明确在线等单、接单及宽放时间均属工作时间，强化民主参与;构建弹性最长工时基准，分级设定工间休息，引入“按单基准”;加强算法全流程监管，提升透明度与可解释性。通过系统性制度完善，实现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与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平衡。
当前，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其作用已超越传统功能，而是被寄望于在创新发展中有所作为。基于2014—2023年我国31个省(区、市)数据与A股上市公司数据匹配后的面板数据，利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分析工会密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工会密度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发挥维护和教育职能，分别产生收入激励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进而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其中，收入激励效应表现为提升了职工权益保护和职工平均薪酬，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要素替代效应表现为提升了人力资本水平和企业研发投入，对劳动力要素进行了重新配置，进而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表明，企业所处区域、是否专精特新企业、市场化程度是主效应的重要调节变量，具体而言，工会促进企业创新的结论仅在东部地区、非专精特新企业，以及高市场化程度地区成立。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建立劳动保障政策体系，历经初步立法、政策调适到逐步成型三个阶段，形成了涵盖劳动权利、薪酬福利、劳动条件、医疗健康以及妇女儿童特殊保障的多维制度框架。这一时期的劳动保障实践呈现出高覆盖率与广泛保障相结合、劳动立法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调查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显著特征。这些探索不仅体现了党在革命环境下协调劳工权益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早期治理智慧，也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保障制度的源流及其当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与启示。
新时代中国工会参与国家治理，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与实践意义。工会广泛参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不仅能够促进民主政治，而且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还能够提升国家软实力，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然而，工会在参与国家治理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如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滞后因素的制约、工会自身改革滞后、职工需求多元化等现实困境，这些因素制约了工会的有效作用发挥。为此，应在坚持党领导工会的基础上，优化党与工会关系;深化工会改革，提升工会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满足职工群众的多元化需求，提高工会的社会整合能力，以期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提供有力支持。
<正>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中，各类社会主体如何找准定位、发挥效能，是一个关键命题。由山东管理学院教授、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辛宝英领衔著述的《中国乡村振兴与工会工作》一书，于2024年9月适时出版。本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系统的阐述，为我们理解中国工会这一庞大而重要的群众组织在乡村场域中的新角色、新使命，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南。本书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它敏锐地捕捉并深刻论证了一个以往被相对忽视的关联:工会组织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之间的内在逻辑与行动耦合。作者并未将工会工作局限于传统的厂区与城市，而是有力地将之拓展至广阔的乡村天地。全书以乡村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五大要求为经纬，精心编织出工会工作的行动框架。
新时代大学生工匠精神的涵育是以厘清工匠主体为前提基础、以弘扬工匠品格为核心内容、以推动工匠精神传承为价值旨归的科学育人体系。涵育大学生工匠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但是社会认知偏差与价值观冲击、数字化生活方式失范、培育工匠精神阵地不牢等问题给大学生工匠精神的涵育带来了挑战。应当加强观念引领，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奋斗幸福观;充盈精神动力，推动大学生美好精神生活建构;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完善的工匠精神教育体系。
由于目前劳动法未对新就业形态用工作出具体规定，新业态劳动者在工时制度的适用上面临诸多障碍。本文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工作时间”“新就业形态”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筛选出24个案例，总结发现工时制度存在以下问题:劳动关系不明，使工时制度失去了适用的基础;制度规则中工时制度类别选择、工作时间认定、待命时间性质、加班时间认定存在争议，模糊了工时制度的适用内容;劳动者举证责任过重，阻碍了工时制度的适用程序。为解决以上问题，需细化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解决工时制度的适用前提;探索适合新业态的工时制度，充实工时制度的适用内容;优化举证责任分配，完善工时制度的适用程序。以此推动劳动法的完善与新就业形态的健康发展，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工人题材中国画是一部铭刻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觉档案”，其演变深度揭示了艺术、政治与审美观念的复杂互动。本文通过梳理工人题材中国画的历史演进脉络，分析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语言特征与表现形式，探讨代表画家及其作品的艺术成就，进而揭示这一题材创作如何通过“视觉档案”反映时代精神与审美价值。研究表明，其叙事体系经历了集体塑造(新中国成立初期)，到观照现实(改革开放期)，再到聚焦人文(新世纪以来)的深刻转向。本文认为，这一流变不仅是主题的变迁，更深层地反映了艺术、政治与市场在特定历史“场域”中复杂互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也从“宣传工具”转变为了“艺术本体”，其形式本身的演变亦是时代精神的直观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着眼促进革命胜利和开展经济建设的大局，聚焦不同历史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来谋划和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围绕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构建产教融合的技能培养体系、建立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完善企业民主管理联动机制、开辟多元化的职业发展通道等重点任务，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探索，作出了奠基性的思想贡献。刘少奇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思想，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队伍建设思想，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产业工人队伍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为深化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工会数智化建设本质上是一个数字技术如何嵌入工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进入数字社会后，工会工作的数字化方式和职工群众的数字化存在成为显著的时代特征，工会数智化建设的价值理性如何嵌入技术理性，各级各类工会数智化建设的结构性差异如何适应社会治理现代化，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工会参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数智化建设应以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目标，以数字技术为支撑，通过技术赋能和技术赋权的双向互动，建构工会赋能多元主体“多跨协同”的治理机制，克服以往“碎片化”“片面化”“技术化”的治理误区，创造分享式、共生共存、统合相聚的工会治理新模式，推动“互联网+工会”、智慧工会、数字工会向更高层级发展。